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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见他繁华，不见他落尽

索达吉堪布世界青年佛學研討會 2016-10-25

流浪者抓住热气球的绳子缓缓飞升，

当气球掠过广袤的俄罗斯原野时，

他的眼神充满了惊奇与疑惑。

最终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

这个镜头简直就是这位电影大师一生的写照。

你只见他繁华

尽落他见不

6、7、8月的喇荣是最美的。

被漫长的严冬摧残过的田野重新焕发了生机。放眼望去，满眼无尽的绿意随着连绵的群山延伸至远方辽远的虚空，一切都是那样明净。

一个雨后初晴的温暖黄昏，当斜阳正要收回它洒向人间的脉脉温情的光线时，圆磊如约来到我的小屋。

我对圆磊的记忆并不完整。隐约记得1999年他第一次只身来到佛学院，2001年四月初八落发出家。他有很多学生，学导演的、学录音的，还有学摄影的，等等，好像他们都与电影有关，于是，话题自然而然就从电影聊开了。

（图：五明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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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的是电影，教的也是电影。1987年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毕业后又在中学当了五年老师。实在厌烦了千篇一律的中学教师生涯时，电影这个由光与影所构成的梦幻世界，就在此时占据了我对后半生的梦想与规划。于是，1996年我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1999年硕士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任教，我的学生也大都来自北师大或电影学院。

“你工作才一年多就决定出家了？”我多少感到一些诧异，“你来喇荣也不过从1999年开始，是不是学佛学了很久，经佛学院这个催化剂一点化自然就生出了出离心？出家的因缘跟电影有关吗？”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

我1998年才开始真正接触佛教。但如果追溯出家的源头，可以一直上溯到童年时代。

一个正规学佛只有三年的人便萌生舍弃尘缘的心志，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不过既然源头在童年时代就已隐然伏下，细想这因缘也在情理之中。这其中端倪倒越发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从小就怕死。”圆磊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记得小时候看过奥立弗演的《王子复仇记》后，就整夜整夜把父亲用来健身的太极剑横放胸口，害怕死亡的魂灵会乘我昏睡之际夺去我的生命。那时尽管很小，但也许是早熟吧，我已经对自己稚嫩的身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留恋，总是想探寻个究竟。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会不会永生不死？

邻居家人去世时，那具尸体的影像总像一道巨大的恐怖阴影，久久笼罩在心头。因而我很小便习惯于一个人捧着大部头的著作，坐在门前的柳荫下废寝忘食地读，囫囵吞枣地妄图从书中找到答案。小时候头特别大，脖子又特别细，直到现在，老街坊邻居见到我，还不免咋呼一番：“哟，这不是张家那个大头娃吗？你的脖子还没折断啊！”十岁之前，我就把《红楼梦》看了好几遍，其实什么也不懂，但依旧陪着贾宝玉、林黛玉落了不知多少“感伤”的泪。

听到这儿，我也笑了：“落了那么多冤枉泪，到底明白了没有？”

肯定不会有个答案的。不过这种对生命的幼稚体悟，却激发着我越来越想要思索人生的真义所在。上大学时候的1987年，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涌向中国内陆，势头达到了最高峰。那时的我，也像大多数盲目而热情的学子一样，饥不择食地接纳着这些或新鲜或陈旧或充满真知灼见或良莠不齐的西方论典，那种感觉记忆犹新。

我一次又一次从兴奋的顶点跌入深不见底的深渊，经常是在一种流派或观点里面发现让我心动的答案，随即又在另一个流派或论点中发现它的一钱不值。先是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后来又狂热地爱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过不了多久，结构主义符号学又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探究愈多，迷惑愈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流派、思想，能从根本上解释生命的意义、时空的本质、宇宙的奥秘，特别是从小就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关于生死的真相。

后来，我又把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依然得不出个所以然。倒是对小时候不理解的《论语》中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体味。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及至年岁渐增以后，我才领悟出这句话的真义——如果一天得不到生命的“道”，那么这一天的生存又有何益？

但是直到1998年之前，我一直没有把佛法放在思考范围之内。与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我就接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我想当然地把佛教与封建迷信画上了等号。

每次经过寺庙门口，看到里面的经忏、水陆道场；没牙的老头、老太婆；香烟缭绕之处，算命看相者也掺杂其中……我便更坚定了这一认识。现在想来，这真是我的悲哀。当时我根本不懂得，纵然只是对佛像双手合十，都会获得无量的功德。我们有谁打开过一本佛教经论，特别是有关般若空性方面的论典，不带任何成见地研读过呢？

这种现象的不妥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指责佛教为麻痹工具、封建迷信的知识分子，可能就跟1998年之前的我一样，从未接触过一本真正的原始佛典，而仅凭感官印象及教科书的主流话语就认定了佛教的本质。

1992年，我第一次去五台山游玩，恰逢一座寺庙在为佛像贴金。当看到许多人为一尊尊土制的坯胎上色、装饰，我满含讥讽地对身边顶礼膜拜的同伴正色说道：难怪有人骂你们佛教是偶像崇拜，一点不假。瞅瞅你们，给一尊尊土堆磕什么头呀！愚昧。

现在想来，真正愚昧的其实是我。造了如此大的罪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忏净。19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终于生平第一次打开了佛经，不看则已，看罢感慨万千，自己孜孜以求的关于生命及宇宙的全部答案竟全在里面，这是一种不离世间又超脱世间的大智慧。

特别令我惊叹、信服、推崇备至的是：西方理论体系中共同具备的一个致命缺欠，恰恰是佛法的耀目之处，那就是般若空性及显空不二。没有任何一位古代、中世纪、现当代的西方哲人揭示过这条真理。

佛教的缘起法在一些西方智者的理论框架中已初具雏形，特别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已经非常接近缘起法则，但缘起因而是空的观念，更进一步，空因而缘起，乃至显空不二的观点，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迄今，没有一人涉足过这一领域。

我想，如果黑格尔知道了万法皆空的道理，他的“绝对理念”又能在哪里立足？而结构主义符号学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能指”“所指”的符号语言体系，也将在佛法的“能所双亡”中“无有二取”。

再看看东方的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梦想，在他以“仁”为本的理念体系中，宣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伦道德规范。这毫无疑问能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建构带来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总是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语背后，感到一种无法洞悉生存本质、心物关系的遗憾。

而且在实用主义哲学本就浓厚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宏伟的伦理道德大厦其实很难建立。本来就缺乏高瞻远瞩的品性，又没有三世因果的长远时空观辅助，孔子的理想往往被大多数国人庸俗化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只有佛陀的智慧，一方面是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一方面是森罗万象的妙有三千；一方面是无为之治，一方面是有为精进；一方面是破除一切实执，一方面是不废弃一切名言安立——能将理论与实践融汇得如此和谐。

那本重新赋予我智慧生命的法本，就是《金刚经》。

从此我就踏上了寻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路。苦也罢，乐也罢，对这个选择，我无怨无悔。

圆磊讲到这里，心绪似乎难以平静，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明亮的双眸里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率直、无畏的光芒。

“那你从事的电影研究、创作、教学，与你的学佛有什么互动关系吗？就我个人而言，我到喇荣已近二十年了，几乎从未看过电影。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师范期间，我看过的电影大概只有两部吧。我总感觉电影是在一种虚幻的光影背后，力图把握住生活的真实。但能否成功，就得另当别论了。况且我也有所耳闻，演艺圈是一个可以牟取巨大名利的行业，选择离开，恐怕会让很多人费解吧。”

上师，的确如您所说，几乎所有的编导都希望在银幕的二维虚拟空间之中，演绎生活的真谛。接触佛教之后，回头再看电影工作，就像完全换了一个角度。以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佛法赋予了我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佛法的智慧让我得以跳出“此山”，以俯角重新审视影像背后的世界。

在所有电影人的心目中，都矗立着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那就是苏联电影大师塔尔柯夫斯基的作品。我永远都记得在他的杰作《安德烈·鲁布廖夫》中，开场的这么一组镜头：流浪者抓住热气球的绳子缓缓飞升，当气球掠过广袤的俄罗斯原野时，他的眼神充满了惊奇与疑惑。最终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

这个镜头简直就是这位电影大师一生的写照。他那么眷恋俄罗斯的土地，但这块土地上的灾难又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他总想超越这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沉重的现实又总是一次次地折断他期冀起飞的双翼。他想超脱，但又总是坠落深渊，犹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

在世间所能提供的所有解决矛盾、痛苦的方案中，无一能自圆其说、超越世间本身这一怪圈。所以塔尔柯夫斯基站在世间的立场、处身局内，试图突出局外，就只能是越思索越痛苦，越痛苦越思索，却永远也突破不了这自设的围城。

而且，我将永远记住塔尔柯夫斯基干下的一桩事实：在拍摄这一反思历史苦难、揭示历史阴郁的影片时，为了剧情的需要，他竟然将一头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痛苦的塔尔柯夫斯基带着他对这个社会、对整个人类史未解的困惑与悲观的预见，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永不瞑目地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他，灵魂沦落在六道中的哪一道里？

圆磊讲到这里时渐渐停住，似乎陷入了沉思，他的眼里有亮晶晶的泪光。我理解他的感情，也许他正为自己曾经热爱过的大师扼腕叹息吧。透过窗棂打进来的夕阳光线，在我们的沉寂当中悄悄抹去了它最后的光芒，夜色降临了。我打开灯，泡上一杯茶，圆磊又接着说了下去：

还有基耶斯洛斯基，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他一生都秉承人道主义的光辉理想，但人道主义在以人为本的同时，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关注人、悲悯人、认同人，但就是无法超越人本身。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如造物主一般的万能上帝，以优越的目光俯视他的子民，而是指人类能突破自己的局限，居高望远，纵览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找到突围之路。

这种超越自身的能力，在接触佛法之前，我几乎绝望地认定人类是不可能拥有的。只有在打开佛法的一扇窗口之后，微微透进来的些许“人无我”“法无我”的光明，才让我看透所有烦恼痛苦的本质，那就是我执。而基耶斯洛斯基则依然故我，还在狭窄而痛苦的人道主义圈子里打转。

我记得在他的《蓝色》《白色》《红色》三部曲里，始终贯穿了人类的救赎主题。《蓝色》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丧失了丈夫的孤独而脆弱的女人。她不仅要拯救丈夫未完成的乐曲，更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白色》写了一个患有生理障碍的丈夫，如何以扭曲、痛苦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挽回颓废的苍白爱情。《红色》写了一个姑娘如何让一个窃听成瘾的老教授重新拾回自尊自爱的过程。三部曲里面的人物，从灵魂到肉体几乎个个千疮百孔。但与塔尔柯夫斯基一样，基耶斯洛斯基永远也不放弃拯救人类的可能性探索。

与塔尔柯夫斯基相比，基耶斯洛斯基的作品多了一些亮色。在《红色》中，所有在《蓝色》《白色》中出现过的主人公又在一艘沉船中相遇，这一次他们全都被拯救上岸，以此方式，基耶斯洛斯基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社会乃至未来的想象式的人道主义救赎。

但我却总觉得这抹人道主义的光芒来得是那样脆弱，那样牵强。

“我曾看过这个三部曲的一些文字资料，”我打断了圆磊的叙述：“我也感到呈现在你所说的这位导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似乎总在悲观与希望之间摇摆不定。”

其实从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写出《恶之花》开始，人类的审美经验就开始遭遇颠覆。光明的理想主义渐渐退去，一个物化的，因而也是异化的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渐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中。面对一个距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的疏离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都感到心在滴血、灵魂在痛苦地找寻出路。但路在何方？

1994年，基耶斯洛斯基宣布退出影坛，原因看似很简单：那就是电影除了给他的个人生活添加痛苦外，对于现存的一切丝毫也带不来任何实质性的改观。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在一道找不到出路的迷墙里面，除了自我安慰，乃至自我欺骗，或者声嘶力竭地呐喊、颓废地自我放逐之外，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宣泄？而这位现当代的电影大师也于1996年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知他的轮回之旅能否有阳光为之照亮。

所以，我庆幸自己碰到了佛法。

我相信圆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绝对是真诚的。的确，有哪一种理论、职业或方法能让我们了生脱死？又有哪一种生存方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

明白了这一点，我对电影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淡了。更何况现在的电影行业已经成了一个把人的欲望激发得无以复加的产业，它远远背离了塔尔柯夫斯基们探寻电影背后的真实这一初衷。大师们将电影作为认知生活真相的手段，这样的努力尚且以痛苦而告终；庸俗电影人把它堕落为博取名利的娼妇，难道我还要趋之若鹜吗？以一个普通的编剧为例，一集电视剧的稿酬在八千元左右，有些快手两天便可以完成一集。名编剧的价码会更高，而名导演、名演员的报酬就更是天文数字般的暴利了。我的人生难道也要投入到这种永无休止的纸币游戏中吗？

有一段时间因为要做一个电影栏目，经常去采访一些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想起有些演员为了争夺导演的注意力而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我就替他们感到可怜。有时与那些所谓的超级名导、超级明星谈不上两句话，马上就能洞穿面前的这位衣冠楚楚之人，真如“沐猴而冠”。从1999年以后，我已四次奔赴喇荣，一个已看过真理之光的人，又怎会再退回黑暗？

我的前辈电影大师们，也许是因缘不具足的缘故，他们没能接触佛法，没能从光影中走出一条通向心灵自由的路。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贩夫走卒们的苟且生活又怎能使我违心俯就？生起了坚定的出离心后，没有丝毫犹豫，我就选择了出家修行这条在我看来最为光明的终极解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