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就是解药（导言）

宗萨钦哲教言 2023-01-25

当艾萨克‧牛顿写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他承认了前辈科学家的恩典，而且也表达了一个渐次进步的概念──或者像他所说，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看得更远”。藏传佛教对智慧的传递所提供的意象却完全不同，那就是前世代的巨人出现在上方（通常坐在盛开的莲花上），而受益者则恭敬地位于下方。

在此，心灵的成就比较是为了达到过去的标准，而不是要青出于蓝。科学知识始于无知，然后逐步进展；而佛法知识始于遍知──根据定义，遍知无法再加以改进──并将世代的演进限制在永恒真理的传授方式上。当一个人承认自己的学习与成就之源，特别是加上感恩时，代表了他的谦逊与正直。

假以时日，感恩会深化为更为诚挚之情，类似于衷心的敬爱。例如，阿尔伯特‧卡缪对他的老师路易‧热尔曼的赞美。卡缪说：“没有你，没有你对我这个可怜小孩所伸出的深情之手，没有你的教导和榜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全心全意拥抱你。”

这些话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所写的，呼应了佛教典型的虔诚偈颂：“上师恩重如山，我只记得你。” 当然在佛教里，尤其是金刚乘，比任何形式的世俗教育都更深入地运用感恩原则。因为在此处，老师不只是世事的指导者，而且是实相的提醒者，就像宗萨钦哲仁波切在本书后面提到的，老师是让我们照见真实本性的镜子。

然而，即使在佛教之中也有多种不同的老师，包括基本乘（上座部）谦逊的长者或戒师、大乘佛教受人尊敬的善知识或心灵导师，到密乘威严的上师或金刚上师。在藏区，喇嘛对其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掌控程度，创造出强大而富有的转世传承。

但是，同样的系统也产生了颠覆性而乐于揭露伪善的“疯狂”修士，以及退出寺院、隐于洞穴、遗世独居的瑜伽士。同时，藏族文献也发展出精细的类型学，详细记载了各种不同的上师，例如授予密续灌顶者，给予密法的口传者，以及在修持成就法上给予关键指引者等；

同时，对于结合这三种角色的上师，以及藉由揭示心的本质来传递无上智慧的“根本上师”，他们也特别尊敬。最究竟的导师不是别人，而是觉知本身。正如宗萨钦哲仁波切的前世蒋扬‧钦哲‧确吉‧罗卓 (1893-1959)，在他非凡的修行指南《智慧明灯》(Yeshe Saldrön) 中说明的，不论我们是否认识它，这个内在的导师或指导原则一直与我们同在，直接或间接地在帮助我们。

虽然只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内在智慧或直觉的这种论点可能非常动听，但知识和技巧的传递还是需要更具体的联系。我们需要比自己更聪明、更有经验的人来指出我们的弱点与盲点，这就是内在上师化现为有血有肉、具有各种特质的外在老师的原因。

传统典籍都强调，在正式建立起师生关系之前，学生需要对老师进行检视，而佛教教育体系通常都结合了严格的学术学习与长期的禅定闭关两者，以培养出最高标准的教师。然而近年来，有些地方出了问题。上师们没有达到期望与理想，而学生们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准备好如何处理后果。

有关如何追随上师以及如何教育未来教师的议题，现在都需要迫切的重新评估。这就是宗萨钦哲仁波切在此书中所接受的挑战。身为一位受过完整训练的传统代表，又非常熟悉现代文化特殊性的人，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项任务，但他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

由于佛教界现在分化成一些似乎无法调和的阵营，这种分化力量强大到任何试图在辩论中提出某些细微差别的人，都可能受到来自双方的攻击；而试图讨好每个人，在最佳的情况下已经都希望渺茫，在此刻看来更是完全不可能。有些恶意诋毁者甚至主张将藏传佛教中明显产生问题的面向全盘消除；其中，上师虔敬是他们主要的目标。

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个人崇拜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过度的膜拜与不端的行为；他们也认为这并非早期佛教的内容，而是封建制度残余的影响，是过时的遗物，不应该容许它在现代世界理性、进步的佛教中存在。而对支持藏传佛教者来说，最近在本觉会、香巴拉（Shambhala）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只是更加证实了前述这些论点的真实性。

然而，仍然有一些人认为虔敬心是佛教法道的本质。他们认为没有虔敬心，佛教就会变得干枯无力，而与心灵脱节。因为无可否认的，几世纪以来，无数的学生都以上师瑜伽作为修持的核心，并将禅定中的任何进步、对实相的洞察力、以及慈悲心的增长都归功于上师的指引与加持。

许多知名的佛教文学作品，从萨拉哈到密勒日巴的道歌，都以动人的诗意表达对上师的礼敬、感恩与渴望；而整部龙钦心髓伏藏法，更是吉美林巴对龙钦冉江的虔敬献词。有了这种典范，再加上实修法本中，将热切的虔敬心描述为能对治百病的妙药，更是达到证悟的万全之策，因此无论受到多少嘲讽，有些人还是对他们上师的崇敬坚定不移，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因此，关于藏传佛教未来的辩论，就出现了两种极端：一边是现代化的改革者，他们认为过去的传统有着系统性的腐败，容易被滥用；另一边是无视或淡化最近的丑闻，无论如何都要继续下去的人。于此同时，处于中间立场的──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子嗣的熟悉领域──是一些赞成对长久以来的信念与理想加以清理而非排斥的少数人。

对这些中间派而言，错误并非来自制度本身，而是来自于无法贯彻制度之故。传统的叙事将虔敬心的标准设置在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例如那洛巴在帝洛巴手下的试炼；密勒日巴在玛尔巴命令下所做的苦工；常啼菩萨为了从法涌菩萨处请求般若波罗蜜多经所经历的磨难；以及曼达拉瓦和耶喜措嘉对莲花生大士的服侍等。

这些传奇性的故事经常被引用，作为上师与学生关系的典范。在过去，它们可能激励了世世代代的修行者，但当代的读者很可能对这些故事抱着既敬畏又怀疑的态度。命令学生去偷东西、独自徒手建造九层塔楼、站着等待七年直到上师从禅定中出来、或者用肮脏的凉鞋抽打学生的脸庞等，在今天都可能遭受法律的制裁。

更有甚者，这些挑衅性的例子并不局限于遥远的过去；近代一些传承持有者的传记中所记载的事件，在今天看来也难以复制。例如多钦哲‧耶喜‧多杰 (1800-1866) 醉酒后暴打巴楚仁波切 (1808-1887)，或是蒋扬‧钦哲‧旺波 (1820-1892) 多次坚持将噶当‧阿旺‧列巴 (1867-1941) 逐出宗萨寺大殿等，许多人会认为这些行为至少都含有恶意。

历史上，对于上师行为的默许和顺从被过度英雄化，已经到了潜在有害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个补救的措施是以常识、理性和探究的叙述作为基础，来平衡这些强调顺从的故事。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佛教哲学家与他们的老师观点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

在近代，我们可以看到阿拉可 ‧旦丘‧额色（Alak Damchö Özer）声称他有责任指出他的老师蒋贡‧米庞‧南贾‧嘉措 (Jamgön Mipham Namgyal Gyatso 1846-1912) 在著作中的错误，或者具颠覆性而闻名的根敦‧群培 (Gendün Chöpel 1903-1951)与他的老师谢拉‧嘉措 (Sherab Gyatso 1884-1968) 激烈辩论地球形状的故事。

藏区庞大的传记文学数据库里，有许多例子是学生质疑老师观点，或以自创的方法来执行上师指令，目前也有编纂这种细微逆向思维案例的学术研究。然而，由于金刚乘经常自诩超越理性，并乐于对传统戏谑蔑视，使得这个相当敏感的议题变得更为复杂。

学生（有限度的）对上师突显出不顺从或有礼貌地提出不同的观点，不一定需要破坏到具格上师的权威，或造成公开的纠纷。事实上，密续灌顶中的三昧耶誓言，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需要避免以任何方式让上师不悦或生气。三昧耶经常是该做与不该做的冗长行为列表，它构成了金刚乘的道德戒律，而这些誓言包括认知上师是佛，并且服从他的每个指令。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包括投生地狱等的严重后果。因此，其中的一些语言和意象让人联想到浮士德式的契约──背弃契约就会导致（心灵）毁灭。鉴于这些明显的风险，人们有理由去问：即使有保障措施，怎么会有心智正常的人会要同意这种契约？唯一的答案是，潜在的利益必须超过潜在的危险。

的确，我们可以用正面的语言来述说三昧耶：如果你维持誓言，你将获得相应的回报；如果你正确地追随外在上师，你将认识自己的内在上师。然而，不用说，这种表述的前提是，上师也要维系他们的允诺，不滥用自己的地位。

在本书中，作者承认即使是具格上师，有时也会出现瑕疵或不完美，只因为他们也是人──我们可以说，是人就会犯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究竟的完美性。正如莲花生大士在《消除不祥》（Tendrel Nyesel：掘藏者索甲之伏藏）中所解释的，虽然佛的色身似乎有缺憾，但这是由于一般众生反复无常的感知，一如云层暂时遮蔽了太阳的光芒的结果。

在此同时，佛之真身仍是无垢、无形的法身。上师的究竟完美性，有时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达。吉美‧丹培‧ 尼玛（1865-1926）说，无论上师是否真正证悟，佛法教授的行为只能经由诸佛的启发与加持才会发生，因而上师的角色只是一个中介，类似灵媒或神谕而已。上师是佛，因为他是传授佛陀信息的渠道。

重要的是广播的内容，而不是出现在什么设备上。另一个著名的老妇人与狗牙的故事，表明了弟子的感知最重要：佛果，就在观者的眼中。大圆满法更进一步指示其追随者，不要把上师看成肉身的佛，而是超越肉身（以及千百种肉身所要承受的痛苦译注：此句出自《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的法身佛。

这一点在堪布阿旺‧佩尔藏（Ngawang Pelzang 1879-1941）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中表达得最清楚。有一次，他在帮助年迈的上师纽舒‧隆托 (Nyoshul Lungtok 1829-1901/2)上厕所时，复述了上师曾经自嘲狼皮腰带像尾巴的一句俏皮话。

这样温和的评论可能不会让我们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纽舒‧隆托还是提醒他，如果将上师的身形（在此看起来似乎也包括他的穿著）视为一般世俗的，那就会阻碍进步。这又让人想起佛在《金刚经》中常被引用的偈诵：“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如果考虑到追随上师所涉及的许多风险和复杂性，某些人可能会对正式追随一位上师感到畏惧，这不足为奇。然而，严格地说，我们在生活中总是无法避免某种形式的虔诚信念。正如作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所指出的，我们都崇尚某些东西；无论那是权力、金钱、道德原则还是智力。

用佛教术语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法道上。问题不仅在于它通往何处，也在于是谁在指引道路。如果我们要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就不能不经心地沿着同一条路一直走下去，而不停下来至少问一问路。然而，我们也不一定需要完全放弃原有的道路，而去走另一条看似更安全的途径，因为在那里，我们只会遇到另一系列新的假设、价值观与偶像。

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跟随明智的、慈悲的向导──外在的和内在的，人类的和超人类的──来作为“看得更远”的手段，超越个人习惯和文化习俗的限制。藏传佛教除了要试图处理好内部的问题之外，还需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并且设法避免未来的错误，以扩展对真理的承担。

虽然这种探讨必需且重要，但如果为了寻求这些解答反而排挤了更卓越的真理追求模式，那就太可惜了。本书不允许这种结果的产生，它避开了简单的答案，也避开了只告诉人们想听的这种引诱。虽然这种做法容易招致社交媒体上自封为正统守护者的指责，但如果不这样做，对真正的传统才是伤害。

亚当‧皮尔斯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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